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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不会退场政客须思如何进场

发布时间:2019-09-14 11:35:15

人民不会退场,政客须思如何进场

有史以来,古今中外皆如此,当政治权力结构因彼此师心自用,造成“政治”被既得利益“绑架”,无法解决现有权力结构所造成的僵局和乱局,体制将因而迟滞、僵化,甚至如日本《读卖》所描写的已“僵死化”了。

从去年的“高捷”案以来,“台开案”、“SOGO礼券案”、“第一夫人珠宝案”、“国务机要费发票案”,陈水扁就在“合法性”受质疑、“正当性”持续耗损中,面临着“国家”“合理统治”愈来愈难以运作的危机。但在蓝、绿政党各自的师心自用中,既不能让多数人信任,又无法“罢免”,也不敢”倒阁”或“弹劾”,所有“宪政”体制赋予的各种解决机制,都无法在国会和现有政治结构中有所进展。

台湾的“政治”部门已无法有效地呼应过半数以上人民对当权者失去“信任”的危机,也无法有效和人民对话,化解危机。积累的不信任,让各种正常运作都受到质疑,“国家机器”陷入了长期空转,找不到出路。

生命,自然会找到出路;人民,更会有智慧去创造新的风潮。无法纾解的政治危机,一些人可能会因此更疏离,也可能产生愤怒。愤怒的积累未必是坏事,“愤怒“能让”第三部门“社会力奋起“补位”,透过人民力量展现,施压给失职与错误的自利政治部门,才可能让政治的僵局发生新的缺口,政治结构产生“质变”,不但有机会让僵局化解,还可能带动政治的进步。

公民觉醒,新社会运动正在发展

最近的台湾,就让人看到了“第三部门”社会力已经成了风潮。

“七一五”所谓“亲绿”学者发声,“老绿”施明德等部分美丽岛与民进党前辈号召发起的“反贪腐倒扁”力量惊人,这是因社会对当前“政治部门”累积了太多的不信任,主动而自发的社会力,掀起了连两大政党都无法带动的波涛。

局势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出,这运动虽然是针对政治上“陈水扁去留”的问题,它并不是政治场域中的“第三势力”,不是要在“政治”部门中和既有势力分一杯羹。这个运动的本质,更接近是“第三部门“社会力的”新公民运动”。

“九一五围城”参与者,明显呈现出这是跨党派、跨族群、跨性别、跨阶级、跨地域、跨年龄的群众,在毫无组织动员的情况下,夜间风雨中以至少六、七十万、号称百万人参与的气势,自发而主动地群集在台北,这起台湾民主运动史上令人震撼的事件,除了比例甚低的零星冲突外,可说是以理性开始,以和平结束。台湾公民意识确实在再度觉醒之中,一场“新社会运动”正在发展之中。

透过媒体,影像效果激起认同感

称为“新”社会运动是因为,人民和施明德所发起的运动,从取向、组织、风格等面向,都已经呈现出社会政治学家史考特(Scott)描写的,“新”社会运动的特征:

第一、这场运动是以普世价值的“反贪腐”,是以“礼义廉耻”道德之名进行的反对运动。不是为了特定阶级的利益,也不是为了什么特定族群,如“台湾人出头天”、“军公教免税”、“国营事业员工福利”…之类的诉求。这场运动展现出来的,是在质疑当前的政治运作结构,想要透过民意的具体展现,转变陷入僵局的政治结构;并非是想要针对改变体制常规,或是某些特定人士想要来分享既存的政治权力。

第二、正因为不是特定利益社群或族群参与,这场运动和许多传统运动不同的是,它是以“非正式”、“松散”和“弹性”的方式所组成,避免了太复杂的层级式、科层式的组织方式。因此没有特别具有权力的领袖,甚至对参与的成员资格,都没有太显着的设限。施总部运作如同“乌合之众”,参与群众主动发展出“轮班制”,正展现出这种特色。

第三、这场运动高度依赖、透过大众媒体,传达他们的诉求和抗议,并且创造了如“红衣”、“大拇指倒竖”的手势,使运动变成了一种“风潮”,以影像效果有效地激起了公众的情感与认同,达到快速扩散和参与的效果。如正在各乡各镇的“自动开花”,只要认同这运动,不需要核心总部的组训,不论是外岛澎湖、还是乡间的鹿谷,甚至是海外的关岛,认同的人都可以用同样的象征,表达他们参与的态度,甚至,群众还有源源不绝的自发创意。

这样的“新”社会运动,表面上被一些人讥为“嘉年华”,少了“传统”社会运动的悲壮,或是肃穆。但它其实是欧美民主先进国家在一九六○年代后发展出来的新类型,如美国的反越战运动,或是一九六八年法国学生的“愤怒之爱”,终结了法国“第四共和”,引领法国发展出“第五共和”。一九六○年代后,欧、美、北欧和法、德的“新”社会运动,都持续产生源源不绝的“创意”,迫使“政治”部门不得不低头。

第三部门,捍卫生活世界而奋起

这类型“新社会运动”会在二十世纪末发生,哈伯玛斯(Habermas)指出,是因为现代社会中,由于政治和经济这两大部门的“双面夹杀”,往往会让人民的“生活世界”(life-world,指社群和家庭的价值)发生岌岌可危的危机感,所以,“第三部门”社会力因而奋起,为的是要捍卫他们的“生活世界”。

台湾的庶民社会中,中产阶级和妇女,对“生活世界”一向最愿意投入最多的关注,他们在乎教养、她们关切“品格”。当“礼义廉耻”、“反贪腐”成为运动的主诉求,一向不太愿意介入政治部门的中产阶级和妇女,为了捍卫他/她们早就很焦虑的“生活世界”已被太多的“政治”部门的谎言和恶意所动摇,主动而积极站了出来了,正是因为他/她们出现在街头,执政当局虽然依然用“政治”部门逻辑在应对,但已经有不少人动摇了,愿意思考应该用什么的新态度,去面对施明德所号召出来的“新”社会运动。民进党一些立委更是用“新公民运动”来称呼这股人民的力量了。

同角度来看,原本,台湾社发起的“九一六运动”,也该值得尊重,这是一群长期以“本土价值”为生活世界核心的社会力量展现与发声。美中不足的是,民进党中央却在此刻解除上街禁令,还发出“甲级动员令”,放任民进党公职人物用“政治动员”参加这种原本是“自发性”的民间运动,因此沾染了是为了上承扁意的阴影。

更糟糕的是,“新”社会运动楬橥的是“普世价值”,进行的是“道德诉求”,民进党却选择了为了“挺”一个特定人,所以要与“反贪腐”民众进行“对抗”。台湾社所发起的社会运动,沦为挺扁群众的“政治”聚会,反而暴露陈水扁只剩“铁卫军”的孤立危机。对抗“新社会运动”,民进党也将会失去中产阶级、学生、青壮年和妇女等运动中的主力群众。

恶意对抗,革命将成为社会试炼

甚至,民进党还阻绝了和“新社会运动”对话的可能性,特别是民进党主席游锡堃竟然仍运用“政治”部门的“中国人/台湾人“对立言论”,鼓动以“本土价值”为核心人群的“仇恨”,想要让一批群众陷入“敌我分明”的认知当中,以此去化解陈水扁和民进党的危机。

但是,刻意挑起这种对立,除了让更多人更愤怒,为了捍卫“生活世界”而跳出来外,民进党动员“铁卫军”迎战“新社会运动”还可能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动荡,刺激出更激进的反弹。

因为,不满生活世界受到动摇而尝试“改变僵局结构”的“社会”,和耽溺于“维护现实利益”的“政治”,如果发生了相互对峙的情况,抗议,就会在这个情境中发生。抗议,要是获得更多人的认同,就能因此产生“改革”动能。

“改革”却受到“恶意对抗”,“革命”就可能会成为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试炼。因为,当“抗议”得不到呼应,反而被“恫吓”和“威胁”,一些人将因此而“绝望”,“骚乱”就会成了一种新的“向往”,这就是“暴力”的临界线了,如果还无法获得适当的响应,对峙再往上走,“革命”发生的机率将会愈来愈高。

正因为“抗议”发生后,启动了社会无法再逆转的冲击,群众看到了这么多的人和他们是站在“同一阵线”上,期望只会更升高,对于要求的实践会更坚持。如果得不到响应,一波接一波的要求,一波接一波的行动,都不可能再退却。因为,他们是在捍卫他们的“生活世界”,退缩了,不仅仅是谁上谁下、谁获利的问题,而是“生活世界”无法维系的恐慌。

进场机制,"政府"部门的合理应对

所以,任何既存的权力结构,对于可能发展的“跳跃”,都必须付出最大的关注与了解,并且要合宜的对“抗议”进行对话,与“政治”机制的“再安排”“抗议”所牵动的“跳跃”三阶段,才会因为客观局面的改变而中止。不然,镇压和污蔑将会引来更多的反弹,刺激“第三部门”用更大的能量,展现他们的愤怒。

台湾,正在这个临界点了,从施明德站出来,蓝、绿都看轻甚至出言讥讽中,主动参与、潮水般的人潮,却一波接着一波涌上台湾的大街小巷、都会和乡村,“红花”处处开。他们既然站出来,捍卫的是“生活世界”价值,不是特定的利益;此时此刻,再讨论群众和施明德要如何“退场”已无意义了。

“进场机制”才是接下来的考验。面对“新社会运动”成了风潮,面对一波接一波的人群浪潮,各政治领袖、各政党要思考的是该如何“进场”?他们要考虑如何和这股风潮真诚对话。例如,国会即将开议,如何让宪政运作找到新的可能,或是朝野有什么新的对话,或者是蓝、绿重新评估罢免、倒阁和弹劾,才该是“政治”部门面对“新社会运动”的合宜应对。

问题,“第三部门”的人民已经提出了;解答,就看“政治”部门的人,谁比较有智慧了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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